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阻击战的打响，是对我国疾控体系的一次严峻挑战。我国公共卫生水平现状如何？我国居民健康素养及卫生应急素养如何有效提升？后续的传染病防控工作如何推进？
2月11日，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健康江苏研究院副院长、全球健康中心王建明教授接受江苏新闻广播电话连线直播，从专业角度为您解答，现将全文刊载如下。
问题一：当前我们正紧张的对抗新冠肺炎疫情，这次疫情也是对国民卫生习惯与公共卫生水平的考验。您认为，目前我国的公共卫生水平如何？这次的疫情暴露出我们在国民卫生习惯和公共卫生水平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王建明教授：
首先，谈一下什么是公共卫生，可能很多人对公共卫生的认识比较模糊或者说不是很了解。公共卫生和大家熟知的临床医学一样，也属于医学的范畴，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延长寿命，这是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的共同使命，也是医学的终极目的。但是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公共卫生和临床医学采用的是不同的策略。临床医生是直接面对疾病、病人，关注的是个体病人。而公共卫生则是以提高公众健康为目的、从群体视角认识问题，要采用群体手段来解决问题，很多手段是非医学性的，如立法、经济手段、行政管理等。所以我们称公共卫生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公共卫生整体实力、医疗服务和保障能力不断提升，被世界卫生组织赞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1949年，全国仅有卫生人员54.1万人，没有疾病预防控制这类公共卫生机构。到2017年，卫生人员已超过1100万人，疾病预防控制机构3481个。1964年后就没有再发生天花，2000年开始保持无脊灰状态，2008年在全球率先消灭丝虫病，达到世界卫生组织消除新生儿破伤风的标准。血吸虫、疟疾等疾病的防治取得显著成效。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我国的公共卫生体系，特别卫生防疫系统的贡献。但是，近几十年来，我国的公共卫生改革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2003年SARS 之后，大家对疾控比较重视，但没有大的疫情之后，疾控的声音就弱了，重视性也被忽视了，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昨天（2月10日），习近平主席来到北京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疫情防控工作。他指出：这场疫情对全国各级疾控中心的应急处置能力是一次大考。既展示了良好精神状态和显著制度优势，也暴露出许多不足。要把全国疾控体系建设作为一项根本性建设来抓，加强各级防控人才、科研力量、立法等建设，推进疾控体系现代化。我相信在这次新冠疫情之后，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会再上一个新台阶。
问题二：自1950年代开展以来，我国的“爱国卫生运动”就一直致力于解决人民生产生活中的突出卫生问题，比如大家所熟悉的“两管五改”、“五讲四美”、全国城市卫生检查、卫生城镇创建、九亿农民健康教育行动、“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树新风”活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的公共卫生状况。
但是，就个人卫生而言，手捏鼻子清理异物、啃手指头、随地吐痰、饭前便后不洗手、感冒咳嗽不戴口罩......这些不讲个人卫生的行为还是时有看到，有些人似乎看不到这些行为可能存在的疾病传播风险。
面对这样的现状，您认为如何来进一步提高整个国民的卫生素质？
王建明教授：
所谓素养，就是指平时的修养，是一种习惯。我国从2008年开始实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推广《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更是将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纳入健康中国建设的主要指标。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居民的健康素养有了明显提升。
健康素养是个人获取和理解基本健康信息和服务，并运用这些信息和服务维护和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包括三方面内容:基本知识和理念、健康的生活方式与行为、基本技能。
怎么提高健康素养呢？一种方法是我们常用健康宣教，比如我们教育大家“饭前便后要洗手、不吐痰、不在公共场所吸烟、管住嘴、迈开腿“等。但这只传授了大家知识，有知识不一定有态度，更不一定有行动。你去问抽烟的人，“你知道吸烟有害吗？”，他会回答“知道有害”。说明他相关的知识已经具备，这是宣教的成果。如果你进一步问他“你准备戒烟吗”？，他可能会回答“不想戒烟，戒烟后没有乐趣了”。这说明他有吸烟有害的知识但没有戒烟的态度。即便吸烟的人有戒烟意愿了，但不事实上付诸行动。这说明，知识-态度-行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提升国民的健康，仅仅依靠教育是不够的，需要多种手段并行。例如，立法规定公共场所禁止吸烟、酒后严禁驾车，产生的效果远远大于单纯的说教。另外，我们也需要分析，为什么会出现一些不健康的行为。例如，上完厕所洗手的问题，饭前便后要洗手这是小孩子都知道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就是不愿意洗手呢？尤其在冬天这种现象更为普遍。其中一个原因是，冬天水太冷了。如果我们能够在公共卫生间提供温水和擦手纸或热风烘干器，我想很多人都愿意便后洗手的。所以，健康素养的提升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对实现。
除了健康素养，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也看到基本人文素养的缺失。例如一些社区或居民歧视武汉人或者湖北人，更有甚者，将所有外地人拒之小区或村镇的门外。这一点我很不赞同，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疾病，不是武汉人、不是病人。病毒并不会认识你是哪里的人。如果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患病时被歧视，那么先从自己做起，善待他人。而且，这种歧视反过来又会导致一些从疫区来的人故意隐瞒暴露史，为什么？他们害怕被歧视、被隔绝。从根本上化解这个冲突恐怕需要长期人文素质的提高。
问题三：中国居民健康素养监测报告数据显示，在安全与急救素养、科学健康观素养、健康信息素养、慢性病防治素养、基本医疗素养、传染病防治素养6类健康问题素养中，全国居民的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排在最后，仅为17.05%（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指具备基本传染病防治素养的人在总人群中所占的比例）。
王建明教授：
实际上，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从未远去，近年来在全球各地不断显现。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2019年全球卫生10项威胁”中，与传/感染密切相关的疾病和行为占了一半，与十多年前相比，目前传染病对我们的影响更大了。
一方面传染病的威胁一直存在，另一方面我们的传染病防治素养水平远远不够，经过这次的疫情，能否促使大家提高对传染病的防范意识？
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与传染病斗争的历史。19 世纪以来，随着微生物学创立、流行病学发展、公共卫生体系的逐渐完善，历史上许多曾经猖獗一时的传染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传染病在居民死亡原因中的排位不断后退。目前，中国的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远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广计划免疫之后，一些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快速下降，随着卫生条件改善和卫生习惯的养成，一些寄生虫病也基本消失。这些我们大家都深有体会。比如，我们出生的那个年代，儿童都会患上麻疹、风疹、腮腺炎，感染蛔虫、蛲虫等，再看看现在的孩子，很少有人会再患这些传染病了。
然而，在人类控制传染病取得成功果实的时候，一些新发传染病不断涌现。自20世纪中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发现和确认的新发传染病已超过40种。带来的危害已为多数人所共知。例如，1981年在美国首先发现的AIDS，很快扩散至全球，已成为人类头号杀手之一。1976年在非洲扎伊尔首先出现的埃博拉出血热，一直在非洲游荡，2014年造成西非四国惨痛的埃博拉流行疫情。21世纪后出现的SARS、禽流感、ZIKA等引起全球恐慌和关注。
虽然我国传染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但大家还是不能放松警惕。传染病仍然虎视眈眈，我们需要提高国民的卫生应急素养，有效参与预防与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在各类突发事件中开展医学救援的能力。2018年，国家卫健委首次发布了我国《公民卫生应急素养条目》（12条），涉及卫生应急的5个方面。虽然关于卫生应急健康素养的呼吁和项目已经开展，但是从本次疫情的应对现状来看，在面对突发传染病侵袭时，不少居民仍措手不及，尚不具备足够的卫生应急健康素养。
问题四：我们知道面对传染病，仅仅有意识还是不够的，那么面对接下来的疫情，和疫情之后的生活，我们在传染病防治方面还要做哪些工作？
王建明教授：
我总结一下，有以下几个建议：
1.管住嘴
民以食为天,饮食消费是人们的基本需要，是人的本能。在中国传统饮食中,历来重视山珍野味的加工。我们知道，野生动物中有许多传染病，由于平时人类与野生动物没有接触，一般不对人造成危害，一旦人类频繁地与野生动物接触、食用野生动物，野生动物身上的细菌、病毒和寄生虫就有可能传给人类，而且这些病原体可能是新的属种，人群普遍易染，造成的危害很大。SARS、疯牛病、EBOLA、禽流感、布氏杆菌病等，无不与动物有关。人们应当抑制自身对“野味”的无限食欲，革除不良的饮食观念。
2.管好腿
不管是食用野生动物，还是人类对野生动物生存领地的侵蚀，都使得人类与野生动物的接触增加，给病毒从野生动物向人类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世卫组织建议，避免在未加防护的情况下接触野生动物。所以，不要与野生动物有过于亲密的接触，人与野生动物应该有一个安全距离。
3.管好市场
（1）禁止野生动物交易活动。饲养繁育野生动物场所要实施隔离，严禁任何形式的野生动物交易活动。
（2）取消活禽乃至活的水生动物交易，让消费者接触到的是冰鲜的动物肉，使风险减小到最少。当然，要改变老百姓的传统购买习惯还是比较困难的。
4.管好宠物
主人要对宠物加强管理，避免宠物与野生动物、流浪动物的接触。及时给宠物注射疫苗和健康检查。实施宠物身份证制度，规范化管理。避免养殖野生动物作为宠物。近年来，网上流行购买土拨鼠回家当做宠物。要知道，一些野生啮齿类动物，像老鼠、仓鼠、土拨鼠这些鼠类，可能会带有鼠疫杆菌，导致鼠疫发生的风险。
总之，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医疗水平在提高，但对于大自然，我们要永远心存敬畏，人类、动物和环境要和谐发展。
来源/江苏新闻广播、新闻评弹节目
策划/朱 亚、邹慕蓉
图片/部分来源于网络
审校/陈家应、朱 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