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卫生有道”题词透视卫生观念转变及影响

发布者:系统管理员发布时间:2023-12-12浏览次数:10

来源: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张爱林 南京医科大学江苏省健康研究院

摘 要:

1934 年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南京医科大学前身)建校,主张卫生教育、卫生行政与医疗事业三者并举,以政治方式统合有限的卫生资源以求更好的效果,首创医政教育模式。1935年,学校一年制卫生行政科、卫生教育科和卫生特别训练班首届毕业生顺利毕业,其中涌现出郑国锠(院士)、高梅芳(著名公共卫生专家)等一批杰出代表。学校精心印制毕业生纪念刊[1](以下简称纪念刊)。这是当时高校的普遍做法,主要为宣传办学成效,方便招生,也为了密切联系校友。纪念刊有名家或单位集体题词合计40幅,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蔡元培题词卫生有道”为其中重要的一幅(图1)。

 

一、 纪念刊题词概述

纪念刊制作极为用心,扉页为孙中山先生遗像,其后是先生遗嘱,接着是校长肖像、发刊词、名家题词,再后是学校环境、教学科研以及教职工头像等图片,然后是教师赠言、学校科研成果,最后是教职员通信录、毕业生通信录以及商业广告等。题词占正文近四分之一篇幅。为窥见题词全貌,本文以题词者身份②为纲,简要列表如表1

 

题词人员中,政要人物为16人,占比最高。考虑到文化名流及医学专家中多有从政经历,实际占比将更高,在那个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官的时代确属平常。医学名家里面包括上海名中医蔡禹门以及民国反中医的代表余云岫、汪企张等,在当时中西医交恶的历史背景下更凸显了学校开放包容的办学态度。

 

 

1 蔡元培题词卫生有道

 

细读题词,除潘公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焦易堂“人文蔚起”,程天放“仁心仁术”等应景之作外,几乎所有题词均结合卫生行政、卫生教育专业特点,聚焦医疗卫生,特别是公共卫生关于“保健”“寿世”“活国”“强种”“强国”等功能,成为蔡元培“卫生有道”题词有力的注脚(图2)。今天读来,感觉这些题词对卫生及卫生有道的解读顺理成章,并无特别之处。可翻阅卫生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其语境内涵恰在国民政府前后发生了剧烈改变,背后是诸多仁人志士高举卫生救国旗帜,为之接续奋斗的结果。

 

1 题词具体情况

 

2 中华民国医药学会题词

 

二、 卫生之的转变

“卫生”一词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延续至清末均为个人“养生延年”之意,题词中“健康”“寿世”等字样依然保留着部分本意。鸦片战争后近百年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部分民族精英倡言公共卫生对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重要性,大力开展卫生教育,推动政府政策改革、移风易俗,“卫生”逐步转向了公共领域的治病防疫和强种强国,助推了国家近代化进程。

 

(一) 传统卫生之

“卫生”最早出自《庄子·庚桑楚》,原本跟随庚桑楚学“道”的南荣趎去请教老子“愿闻卫生之经”。老子告诉他“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2]鼓励南荣趎与自然和谐相处,向婴儿(赤子)学习,体现道家清静无为、淡泊平和、顺应自然的主旨思想。晋代李颐《庄子集解》将卫生注解为防卫其生,令合其道也。宋代的王雱进一步指出卫生就是卫全其生也,能卫全其生则生所以常存,故曰卫生之经也。卫生即保全生命,维护身体健康之意。明嘉靖年间,科举状元罗洪先曾编写一部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读物《万寿仙书》,单列《卫生宝训》一章,其中多涉四季饮食禁忌、十二时调息以及静功却病③等方法[3]。直至清同治年间出版的《卫生要术》,记载的也是八段锦、易筋经等强身修炼的内容。中医经典 《黄帝内经》无卫生字样,但主张并无二致,如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4]可见,传统的卫生讲求通过适度的饮食、运动、作息、吐纳等方式保持精气的充沛、功能的协调,以促进健康,延长寿命。1921年,被誉为民国时期中医辞海的《中国医学大辞典》出版,明确将卫生解释为防卫其生命也,内涵始终聚焦于个人的身体及寿命。

 

(二) “公共卫生之道

国民政府建立前后,外有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影响,国家政体、思想观念为之一新;内有东北庚戌鼠疫等大型流行病造成的数以万计人员的死亡,迫使全国上下对卫生事业进行深刻的反思④。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卫生不仅仅是个人的保健和长寿,更涉及政府机构、城市规划、污水处理、疾病预防、医院建设以及民众风俗习惯改良等各个方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这一时期的鲜明导向就是将“卫生”与“公众” 联系起来,更加突出其社会性。1920年之后,广州的公共卫生及预防疾病运动全面开展,广州博济医院首设公共卫生科。1927科学救国发起人之一的黄子方积极呼吁,主张将公共卫生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所以要求国家的生存,要谋民族的自救,非但只在军备上求自卫,还要谋文化上所必需的各种文物的建设,科学新医便是这种科学文物的建设中之最要者,甚至直接把卫生医学隐喻为国家集体衰败和强盛的关键,身体的强弱被暗示为国家力量的强弱[5]1928年,曾创办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的兰安生(John.B.Grant)首次系统提出公医制的构想,他在对比欧美等国家医疗体系之后,建议中国按照国家、省市、城乡地域范围,有计划地培养优秀的公共卫生人才[6]1930年,卫生部官员梅贻琳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提出,凡百设施,皆以其国内男女老幼之健康为目的,故疾病之预防及治疗皆完全置于国家负担之下。国家对于国民之疾病、伤残、失业、妇人生产,及孕妇护卫等,皆绝对负责”[7],可算作政府对学者关于公共卫生构想的一次正面回应。不过,梅氏也坦承国家推动公共卫生的主要困难在于人才不足。当时,卫生乃社会公共之事业,非一家一己之卫生,必以社会公众之团力而切实施行,乃克收其效果”[8]逐步成为社会共识,培养有专业知识、有热情干劲的专门人才深入群众中宣传发动显得紧迫而重要,这与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成立并组建卫生行政科、卫生教育科和卫生特别训练班已遥相呼应。

 

(三) 卫生观念转变原因

卫生观念转变的过程持续时间长,涉及因素多,概括分析大概有以下三种。一是中医内部论争开其先声。至民国初年,中医一直占据我国医疗的主导位置。明末疫病横行,传统的伤寒法治疗效果不佳,吴有性提出瘟疫的流行是疠气或疫疠之气所致,写作《瘟疫论》,创造了温病学派,开创了传染病研究之先河,到清代已蔚为大观。中医内部形成了 “温病新学伤寒旧学的论争,将卫生逐步引向了公众层面。从《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可以看出,民国期间温病著作竟多达两百多部,其中瘟疫 31部,疟痢24部,霍乱鼠疫等53部,不仅可以推测当时传染病盛行的情况,也可以了解中医重视“公共卫生”的程度。二是西方细菌学立其理论基础。随着近代西医的传入,国人对西方生理学、病理学和免疫学等逐渐了解并熟知,当时包括中医院校在内的医学院陆续开设了细菌学课程。细菌学说不仅将微观世界鲜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而且有力论证了疾病源头、传播路径以及治疗手段的科学性。古无传染病之说,皆以为瘴气······至于今日,除我国之外,世界文明社会几无人不知道细菌,几无人不知传染病之病原为细菌之祟。故一切公众卫生之道,易行而日精。”[9]尤其建立在细菌学背后的卫生观念的转变,逐渐推动了当时身体观、医疗观和医政观等诸多领域的变革,推动了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三是政治体制设有强力保障。1905年清政府在巡警部设卫生科,后在民政部设卫生司。辛亥革命后,政府内务部设卫生司,1928年国民政府改设卫生部。其后机构设置虽有反复,但推进医疗卫生进步并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决心一直未曾改变。中央和地方政府更是为此出台了许多政策,花费了不少气力。医学与行政捆绑在一起,被赋予了极大责任:谁谓定不能胜天乎?传染病方面之防疫学,人种改善方面之遗传学及优生学,犯罪问题,则有法医学、刑事精神学,教育方面之教育病理学,其他如保险医学、民族卫生学,其应用之范围,固不仅以个人为目标,应知医者今后对于社会之职责,日益重大······若能应用医学,以救济社会之病态、人生之焦躁,生活上不能满意之事件,不能解决,而法律亦可因之解善。社会卫生学,为改良社会问题急务之先。”[10]卫生不仅可以治病救人,优生优育,更可以解决犯罪、教育等系列问题,被赋予了无限期冀与责任,可以称之为上医医国的现代版本。当然,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卫生有道的另一层深意。

 

三、 卫生何以有道

1934年,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成立。陈果夫任院长,胡定安任教育长。学校命名医政学院而不是医学院,有着通盘考虑。陈果夫曾在《纪念刊》论述,现代卫生事业,合卫生教育、卫生行政及医业三者而成。此三者相辅以行,缺其一,若鼎折足:整个卫生事业,即无以建立,国人往往忽此三者相互之关系······我国卫生事业之所以不振,此其大因也。今本院冶三者于一炉,而以整个卫生事业,使诸同学分其行,总其成,诸同学将惟以本省整个卫生事业之成绩为成绩”[1],阐述了办学理想,对毕业生寄予厚望。在陈氏看来,医一人者为医生,医天下者为医政。对于为什么开设卫生行政、卫生教育专业,胡定安的理由更为简单。“卫生行政,重在预防,本来也属预防医学之范畴,医学院校中虽然也有卫生学科,可是卫生行政事项,却非一般普通医师所能胜任愉快,国内医校中设有卫生行政专科者,尚属创举先见。”“卫生教育,是一种新兴的学科。它配合着教育原理和技术,唤起了社会大众关注医学卫生,增进国民保健,它能协助卫生行政的顺利推行,减少消极的医疗工作。”[11]可以想见,陈氏、胡氏的言行正是卫生有道的内在要求和生动阐释。1935年,学校卫生行政科、卫生教育科和卫生特别训练班首届毕业生们带着社会上下的期盼,走向各自岗位,以实际行动去践行“卫生有道”的嘱托。具体来看,学校及毕业生在当时主要进行了以下活动。

 

(一) 开展学校卫生教育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在校学习期间更易形成良好的卫生观念。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以教育为工具,以改良生活为目标”“健康教育从学校抓起等口号,将学校作为卫生教育的一方重镇。1936年,在江苏省政府主席(兼省立医政学院院长)陈果夫的主导下,政府要求各县教育局添设1名卫生教育指导员,学历须为大学或独立学院卫生教育科毕业,部分医政学院毕业生担任了指导员职务。从现有资料看,当时明确了中小学卫生教育的目的:养成卫生意志、卫生习惯及态度,增进卫生知识,训练儿童的社会效能及适应能力,陶冶优美的情操。明确了卫生教育的具体内容:晨间检查、定期健康检查、传染病之预防、饮料水及食物之检查、联络卫生机关、增进教职员工的健康等等。在学生的卫生训练方面也有明确规定:每天早晚刷牙,每星期至少洗澡一次,饭前便后洗手,个人用自己的茶杯、食具和毛巾,每夜开窗,睡10个小时等;此外,相关工作人员还负有指导学生卫生的自治组织”“注意身体自然的发展(禁止女生束胸、缠足)等职责[12]

 

(二) 开展民众卫生教育

清末以来,政府已经有意识地推动卫生宣讲,将遵纪守法、增进道德与劝导卫生相结合。随着卫生观念的深入,民国政府对卫生教育有着更为详细的规定。比如,地方要“悬挂卫生标语牌,设置定期卫生布告栏,举行卫生运动会,举办卫生展览会,设立卫生陈列所,组织学生讲演队,分设卫生讲演场,推广卫生电影,发行卫生刊物”,等等[12]20世纪30年代,江苏多地成立民众教育馆,承办卫生展览、卫生演讲会、组织清洁运动等工作。1935年,学校发起成立了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华健康教育研究会两个全国性健康教育群众性团体,引领社会风气之先。同年,主编的《医政周刊》《卫生教育周刊》[13]正式发行,首届毕业生高梅芳、胡嵩山、孟浦等积极投稿,大力传播公共卫生新知识新理念。1946年,学校(已更名国立江苏医学院)更是在办学所在地——镇江成立江苏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举行卫生运动宣传周、发动夏令大扫除、清除垃圾、免费注射防疫针、设置平民供应站、改良厕所等,移风易俗,惠及百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 开展传染病防控与救治

由于落后的卫生条件,加之战争和自然灾害,民国时期的瘟疫非常严重。据统计,在1912—1949年共发生死亡万人以上的巨灾75次,其中重大疫灾19次,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重大疫情发生[14]1932年,陕西霍乱造成了13~14万群众死亡。当时防疫救治的条件十分落后,全国大医院总计不过426所,小医院也不多,全国登记的医师、药师、助产士、药剂生总计不过10115人,全国正式的护士只有4000多人[12]。公共卫生的专业人员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方面强化对疫情的检测,力争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对接医疗机构,并前往疫区调查、指导防病工作;另一方面,开办从事疫病防治的专门培训班,为民众接种疫苗,兼顾公共卫生知识普及、社会调查统计、民众安抚等,维护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

 

(四) 开展公共卫生科学研究

包括卫生教育科毕业生在内的公共卫生人才在一线工作,对于卫生“积极的在强健各个人之体格,增进全国人平均之年寿;消极的在杜绝传染病之侵袭,免意外伤亡”有着深切认知,积极推动系列研究和探索。在理论研究方面,对传染病产生机制、新病原体进化机制、宿主调节机制,以及与传染病相关的气候变化、人口流动、生活方式等进行有益探索。在方法研究方面,主张灌输合理有效的卫生知识,纠正有碍健康的不良习惯,打造清洁整齐的生活环境,大力推行健康新生活等。在政策研究方面,积极推动国家和地方出台因时因地制宜的政策。卫生教育科毕业生高梅芳曾主张,确定卫生教育系统,制定卫生教育法规,筹备卫生教育经费,训练卫生教育人才,普及学校儿童卫生教育设施,推广学校卫生教育事项,普及民众卫生教育事项等,建议政府组建“卫生教育委员会”一体推进各项政策,并力主各省、县均设置卫生教育委员会[12]

 

由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共同努力,在国民政府前后,大众的卫生观念发生了深刻变革,卫生不再是一人一时修炼的私事,而是关涉民族种群健康的大事。胡定安更是指出:“由体育观念和预防医学中之卫生观念、一切的改革心理与趋势观察起来,我们就可以明白民族力量的增进一定要提倡健康,尤其要提倡整个国民的健康,然后可以顾到中华民族的复兴。”[15]“卫生的公共性、美誉度不断提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清洁、健康、科学、美好等的代名词,当时社会甚至出现了以卫生相标榜的文化现象。一些报纸开始刊登各种进口药品和清洁杀菌类日用品广告,常常标注“卫生”以吸引普通民众的注意,一些“卫生”组合词语也开始出现。比如,进口的美国棉质内衣被叫作“卫生衣”,放在衣柜里的樟脑丸被叫作“卫生球”,厕所用纸也被称作卫生纸,连厕所都被称为卫生间,并沿用至今。

 

时光不居,岁月如流。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我们看似在“卫生有道”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自信满满。然而,在新冠疫情刚刚结束的今天,再回首却发现当前应对疫情的宣教、隔离、洗手、消毒、戴口罩等诸多措施,恰是100年前先辈们引领卫生变革新举措的一部分。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仍需抱持着卫生之,在人类健康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奋勇向前。

 

(谨以此文献给南京医科大学建校90周年。)

 

① 省立医政学院学制多样,有五年制临床专业,也有短期医学培训班,主要应对当时社会缺医少药的情况,加快人才培养以更好服务社会。卫生教育科的学生毕业后由政府安排深入基层开展卫生宣传和管理,移风易俗,可看作我国早期公共卫生的工作者。

 

② 考虑到题词人身份多元,如蔡元培曾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也做过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仅以题词人1935年的主要社会身份为准。

 

③《卫生宝训》强调:清晨一碗粥······泻后两三日,以薤白粥加羊肾空心服之,胜服补药。大寒与大热,且莫贪色欲,醉饱莫行房,等等,都是个人保健和生活习惯的内容。

 

④ 当时国家卫生条件极为落后,北京协和医院在20世纪初的一次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河北农村人口平均寿命不到40岁,年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三十五,婴儿死亡率是惊人的千分之二百,60%的饮用水受到人畜粪便的污染,一个县往往只有在县城有几所开业的医院,将近一半的村庄里,连个土郎中都没有。

 

⑤ 据《医界春秋》1934年第87期专门介绍,当时各省在中央政府号召下积极推进公共卫生。湖南省公布了公共卫生大纲,要求在湘雅医学院培养专门人才,同时普及种痘及防疫注射,普及助产、医药救济、工厂卫生等,实施特种传染病管理,开展流行病研究,并特意提到在5年之内将全省三千万人全部接种完毕。


参考文献:

[1]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毕业生纪念刊[A.南京医科大学档案馆,1935

[2]郭庆藩.庄子集释(诸子集成本)[M.北京:中国书店,1987342

[3]袭沛然.中国医学大成三编[M.长沙:岳麓书社,1994784

[4]姚春鹏.黄帝内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026

[5]黄子方.中国卫生刍议·弁言[M.北京:中央防疫处疫务科印行,19271-4

[6]兰安生.公医制———一项合乎中国国情的政策[J.中华医学杂志,19282):65-80

[7]王子玕.公医制度与现代中国医学教育[J.国立中正医学院院刊,19421):3-10

[8]倜奴述.公共卫生事业之要旨[J.安亭旅沪同乡报,19102):20

[9]余云岫.传染病[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序文1

[10]华桂岳.社会问题与现代医学之任务[J.医界春秋,193558):3

[11]胡定安.江苏医政医学教育之回顾与前瞻[J.建苏月刊,19478

[12]王东胜,黄明豪.民国时期健康教育文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7-102

[13]张爱林,夏媛媛.民国《卫生教育周刊》研究[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5):463-467

[14]民国年间各种疫情几乎年年都会发生[EB/OL.2020-09-27.https//www.sohu.com/a/421138191_120 180283

[15]胡定安.胡定安医事言论集[M.[出版地不详]:中国医师改进社,1936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