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张爱林 南京医科大学江苏省健康研究院
摘 要：
1934 年江苏省立医政学院（南京医科大学前身）建校，主张卫生教育、卫生行政与医疗事业三者并举，以政治方式统合有限的卫生资源以求更好的效果，首创“医政”教育模式。1935年，学校一年制卫生行政科、卫生教育科和卫生特别训练班首届毕业生① 顺利毕业，其中涌现出郑国锠（院士）、高梅芳（著名公共卫生专家）等一批杰出代表。学校精心印制毕业生纪念刊[1]（以下简称纪念刊）。这是当时高校的普遍做法，主要为宣传办学成效，方便招生，也为了密切联系校友。纪念刊有名家或单位集体题词合计40幅，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蔡元培题词“卫生有道”为其中重要的一幅（图1）。
一、 纪念刊题词概述
纪念刊制作极为用心，扉页为孙中山先生遗像，其后是先生遗嘱，接着是校长肖像、发刊词、名家题词，再后是学校环境、教学科研以及教职工头像等图片，然后是教师赠言、学校科研成果，最后是教职员通信录、毕业生通信录以及商业广告等。题词占正文近四分之一篇幅。为窥见题词全貌，本文以题词者身份②为纲，简要列表如表1。
题词人员中，政要人物为16人，占比最高。考虑到文化名流及医学专家中多有从政经历，实际占比将更高，在那个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官的时代确属平常。医学名家里面包括上海名中医蔡禹门以及民国反中医的代表余云岫、汪企张等，在当时中西医交恶的历史背景下更凸显了学校开放包容的办学态度。
图1 蔡元培题词“卫生有道”
细读题词，除潘公展“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焦易堂“人文蔚起”，程天放“仁心仁术”等应景之作外，几乎所有题词均结合卫生行政、卫生教育专业特点，聚焦医疗卫生，特别是公共卫生关于“保健”“寿世”“活国”“强种”“强国”等功能，成为蔡元培“卫生有道”题词有力的注脚（图2）。今天读来，感觉这些题词对卫生及“卫生有道”的解读顺理成章，并无特别之处。可翻阅“卫生”的发展史就会发现，其语境内涵恰在国民政府前后发生了剧烈改变，背后是诸多仁人志士高举“卫生救国”旗帜，为之接续奋斗的结果。
表1 题词具体情况
图2 中华民国医药学会题词
二、 卫生之“道”的转变
“卫生”一词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延续至清末均为个人“养生延年”之意，题词中“健康”“寿世”等字样依然保留着部分本意。鸦片战争后近百年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度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部分民族精英倡言公共卫生对于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重要性，大力开展卫生教育，推动政府政策改革、移风易俗，“卫生”逐步转向了公共领域的治病防疫和强种强国，助推了国家近代化进程。
（一） 传统卫生之“道”
“卫生”最早出自《庄子·庚桑楚》，原本跟随庚桑楚学“道”的南荣趎去请教老子“愿闻卫生之经”。老子告诉他“行不知所之，居不知所为，与物委蛇而同其波，是卫生之经已。”[2]鼓励南荣趎与自然和谐相处，向婴儿（赤子）学习，体现道家清静无为、淡泊平和、顺应自然的主旨思想。晋代李颐《庄子集解》将“卫生”注解为“防卫其生，令合其道也”。宋代的王雱进一步指出卫生就是“卫全其生也，能卫全其生则生所以常存，故曰卫生之经也”。卫生即“保全生命，维护身体健康”之意。明嘉靖年间，科举状元罗洪先曾编写一部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读物《万寿仙书》，单列《卫生宝训》一章，其中多涉四季饮食禁忌、十二时调息以及静功却病③等方法[3]。直至清同治年间出版的《卫生要术》，记载的也是八段锦、易筋经等强身修炼的内容。中医经典 《黄帝内经》无“卫生”字样，但主张并无二致，如“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4]可见，传统的“卫生”讲求通过适度的饮食、运动、作息、吐纳等方式保持精气的充沛、功能的协调，以促进健康，延长寿命。1921年，被誉为民国时期“中医辞海”的《中国医学大辞典》出版，明确将“卫生”解释为“防卫其生命也”，内涵始终聚焦于个人的身体及寿命。
（二） “公共”卫生之道
国民政府建立前后，外有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影响，国家政体、思想观念为之一新；内有东北庚戌鼠疫等大型流行病造成的数以万计人员的死亡，迫使全国上下对卫生事业进行深刻的反思④。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卫生不仅仅是个人的保健和长寿，更涉及政府机构、城市规划、污水处理、疾病预防、医院建设以及民众风俗习惯改良等各个方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志。这一时期的鲜明导向就是将“卫生”与“公众” 联系起来，更加突出其社会性。1920年之后，广州的公共卫生及预防疾病运动全面开展，广州博济医院首设公共卫生科。1927年“科学救国”发起人之一的黄子方积极呼吁，主张将公共卫生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所以要求国家的生存，要谋民族的自救，非但只在军备上求自卫，还要谋文化上所必需的各种文物的建设，科学新医便是这种科学文物的建设中之最要者”，甚至直接把卫生医学隐喻为国家集体衰败和强盛的关键，身体的强弱被暗示为国家力量的强弱[5]。1928年，曾创办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系的兰安生（John.B.Grant）首次系统提出“公医制”的构想，他在对比欧美等国家医疗体系之后，建议中国按照国家、省市、城乡地域范围，有计划地培养优秀的公共卫生人才[6]。1930年，卫生部官员梅贻琳在一次演讲中明确提出，“凡百设施，皆以其国内男女老幼之健康为目的，故疾病之预防及治疗皆完全置于国家负担之下。国家对于国民之疾病、伤残、失业、妇人生产，及孕妇护卫等，皆绝对负责”[7]，可算作政府对学者关于公共卫生构想的一次正面回应。不过，梅氏也坦承国家推动公共卫生的主要困难在于人才不足。当时，卫生“乃社会公共之事业，非一家一己之卫生，必以社会公众之团力而切实施行，乃克收其效果”[8]逐步成为社会共识，培养有专业知识、有热情干劲的专门人才深入群众中宣传发动显得紧迫而重要，这与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成立并组建卫生行政科、卫生教育科和卫生特别训练班已遥相呼应。
（三） 卫生观念转变原因
卫生观念转变的过程持续时间长，涉及因素多，概括分析大概有以下三种。一是中医内部论争开其先声。至民国初年，中医一直占据我国医疗的主导位置。明末疫病横行，传统的伤寒法治疗效果不佳，吴有性提出瘟疫的流行是疠气或疫疠之气所致，写作《瘟疫论》，创造了温病学派，开创了传染病研究之先河，到清代已蔚为大观。中医内部形成了 “温病新学”与“伤寒旧学”的论争，将“卫生”逐步引向了公众层面。从《中国中医古籍总目》中可以看出，民国期间温病著作竟多达两百多部，其中瘟疫 31部，疟痢24部，霍乱鼠疫等53部，不仅可以推测当时传染病盛行的情况，也可以了解中医重视“公共卫生”的程度。二是西方细菌学立其理论基础。随着近代西医的传入，国人对西方生理学、病理学和免疫学等逐渐了解并熟知，当时包括中医院校在内的医学院陆续开设了细菌学课程。细菌学说不仅将微观世界鲜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而且有力论证了疾病源头、传播路径以及治疗手段的科学性。“古无传染病之说，皆以为瘴气······至于今日，除我国之外，世界文明社会几无人不知道细菌，几无人不知传染病之病原为细菌之祟。故一切公众卫生之道，易行而日精。”[9]尤其建立在细菌学背后的卫生观念的转变，逐渐推动了当时身体观、医疗观和医政观等诸多领域的变革，推动了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构建。三是政治体制设有强力保障。1905年清政府在巡警部设卫生科，后在民政部设卫生司。辛亥革命后，政府内务部设卫生司，1928年国民政府改设卫生部。其后机构设置虽有反复，但推进医疗卫生进步并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决心一直未曾改变。中央和地方政府更是为此出台了许多政策，花费了不少气力⑤。医学与行政捆绑在一起，被赋予了极大责任：“谁谓定不能胜天乎？传染病方面之防疫学，人种改善方面之遗传学及优生学，犯罪问题，则有法医学、刑事精神学，教育方面之教育病理学，其他如保险医学、民族卫生学，其应用之范围，固不仅以个人为目标，应知医者今后对于社会之职责，日益重大······若能应用医学，以救济社会之病态、人生之焦躁，生活上不能满意之事件，不能解决，而法律亦可因之解善。社会卫生学，为改良社会问题急务之先。”[10]卫生不仅可以治病救人，优生优育，更可以解决犯罪、教育等系列问题，被赋予了无限期冀与责任，可以称之为“上医医国”的现代版本。当然，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卫生“有道”的另一层深意。
三、 卫生何以“有道”
1934年，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成立。陈果夫任院长，胡定安任教育长。学校命名“医政学院”而不是“医学院”，有着通盘考虑。陈果夫曾在《纪念刊》论述，“现代卫生事业，合卫生教育、卫生行政及医业三者而成。此三者相辅以行，缺其一，若鼎折足：整个卫生事业，即无以建立，国人往往忽此三者相互之关系······我国卫生事业之所以不振，此其大因也。今本院冶三者于一炉，而以整个卫生事业，使诸同学分其行，总其成，诸同学将惟以本省整个卫生事业之成绩为成绩”[1]，阐述了办学理想，对毕业生寄予厚望。在陈氏看来，医一人者为医生，医天下者为医政。对于为什么开设卫生行政、卫生教育专业，胡定安的理由更为简单。“卫生行政，重在预防，本来也属预防医学之范畴，医学院校中虽然也有卫生学科，可是卫生行政事项，却非一般普通医师所能胜任愉快，国内医校中设有卫生行政专科者，尚属创举先见。”“卫生教育，是一种新兴的学科。它配合着教育原理和技术，唤起了社会大众关注医学卫生，增进国民保健，它能协助卫生行政的顺利推行，减少消极的医疗工作。”[11]可以想见，陈氏、胡氏的言行正是卫生“有道”的内在要求和生动阐释。1935年，学校卫生行政科、卫生教育科和卫生特别训练班首届毕业生们带着社会上下的期盼，走向各自岗位，以实际行动去践行“卫生有道”的嘱托。具体来看，学校及毕业生在当时主要进行了以下活动。
（一） 开展学校卫生教育
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在校学习期间更易形成良好的卫生观念。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以教育为工具，以改良生活为目标”“健康教育从学校抓起”等口号，将学校作为卫生教育的一方重镇。1936年，在江苏省政府主席（兼省立医政学院院长）陈果夫的主导下，政府要求各县教育局添设1名卫生教育指导员，学历须为大学或独立学院卫生教育科毕业，部分医政学院毕业生担任了指导员职务。从现有资料看，当时明确了中小学卫生教育的目的：养成卫生意志、卫生习惯及态度，增进卫生知识，训练儿童的社会效能及适应能力，陶冶优美的情操。明确了卫生教育的具体内容：晨间检查、定期健康检查、传染病之预防、饮料水及食物之检查、联络卫生机关、增进教职员工的健康等等。在学生的卫生训练方面也有明确规定：每天早晚刷牙，每星期至少洗澡一次，饭前便后洗手，个人用自己的茶杯、食具和毛巾，每夜开窗，睡10个小时等；此外，相关工作人员还负有“指导学生卫生的自治组织”“注意身体自然的发展（禁止女生束胸、缠足）”等职责[12]。
（二） 开展民众卫生教育
清末以来，政府已经有意识地推动卫生宣讲，将遵纪守法、增进道德与劝导卫生相结合。随着卫生观念的深入，民国政府对卫生教育有着更为详细的规定。比如，地方要“悬挂卫生标语牌，设置定期卫生布告栏，举行卫生运动会，举办卫生展览会，设立卫生陈列所，组织学生讲演队，分设卫生讲演场，推广卫生电影，发行卫生刊物”，等等[12]。20世纪30年代，江苏多地成立民众教育馆，承办卫生展览、卫生演讲会、组织清洁运动等工作。1935年，学校发起成立了“中国卫生教育社”“中华健康教育研究会”两个全国性健康教育群众性团体，引领社会风气之先。同年，主编的《医政周刊》《卫生教育周刊》[13]正式发行，首届毕业生高梅芳、胡嵩山、孟浦等积极投稿，大力传播公共卫生新知识新理念。1946年，学校（已更名国立江苏医学院）更是在办学所在地——镇江成立江苏夏令卫生运动委员会，举行卫生运动宣传周、发动夏令大扫除、清除垃圾、免费注射防疫针、设置平民供应站、改良厕所等，移风易俗，惠及百姓，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 开展传染病防控与救治
由于落后的卫生条件，加之战争和自然灾害，民国时期的瘟疫非常严重。据统计，在1912—1949年共发生死亡万人以上的巨灾75次，其中重大疫灾19次，平均每两年就有一次重大疫情发生[14]。1932年，陕西霍乱造成了13万~14万群众死亡。当时防疫救治的条件十分落后，全国大医院总计不过426所，小医院也不多，全国登记的医师、药师、助产士、药剂生总计不过10115人，全国正式的护士只有4000多人[12]。公共卫生的专业人员发挥了巨大作用，一方面强化对疫情的检测，力争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对接医疗机构，并前往疫区调查、指导防病工作；另一方面，开办从事疫病防治的专门培训班，为民众接种疫苗，兼顾公共卫生知识普及、社会调查统计、民众安抚等，维护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
（四） 开展公共卫生科学研究
包括卫生教育科毕业生在内的公共卫生人才在一线工作，对于卫生“积极的在强健各个人之体格，增进全国人平均之年寿；消极的在杜绝传染病之侵袭，免意外伤亡”有着深切认知，积极推动系列研究和探索。在理论研究方面，对传染病产生机制、新病原体进化机制、宿主调节机制，以及与传染病相关的气候变化、人口流动、生活方式等进行有益探索。在方法研究方面，主张灌输合理有效的卫生知识，纠正有碍健康的不良习惯，打造清洁整齐的生活环境，大力推行健康新生活等。在政策研究方面，积极推动国家和地方出台因时因地制宜的政策。卫生教育科毕业生高梅芳曾主张，确定卫生教育系统，制定卫生教育法规，筹备卫生教育经费，训练卫生教育人才，普及学校儿童卫生教育设施，推广学校卫生教育事项，普及民众卫生教育事项等，建议政府组建“卫生教育委员会”一体推进各项政策，并力主各省、县均设置卫生教育委员会[12]。
由于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共同努力，在国民政府前后，大众的卫生观念发生了深刻变革，卫生不再是一人一时修炼的私事，而是关涉民族种群健康的大事。胡定安更是指出：“由体育观念和预防医学中之卫生观念、一切的改革心理与趋势观察起来，我们就可以明白民族力量的增进一定要提倡健康，尤其要提倡整个国民的健康，然后可以顾到中华民族的复兴。”[15]“卫生”的公共性、美誉度不断提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清洁、健康、科学、美好等的代名词，当时社会甚至出现了以“卫生”相标榜的文化现象。一些报纸开始刊登各种进口药品和清洁杀菌类日用品广告，常常标注“卫生”以吸引普通民众的注意，一些“卫生”组合词语也开始出现。比如，进口的美国棉质内衣被叫作“卫生衣”，放在衣柜里的樟脑丸被叫作“卫生球”，厕所用纸也被称作“卫生纸”，连厕所都被称为“卫生间”，并沿用至今。
时光不居，岁月如流。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我们看似在“卫生有道”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自信满满。然而，在新冠疫情刚刚结束的今天，再回首却发现当前应对疫情的宣教、隔离、洗手、消毒、戴口罩等诸多措施，恰是100年前先辈们引领卫生变革“新举措”的一部分。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仍需抱持着卫生之“道”，在人类健康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奋勇向前。
（谨以此文献给南京医科大学建校90周年。）
① 省立医政学院学制多样，有五年制临床专业，也有短期医学培训班，主要应对当时社会缺医少药的情况，加快人才培养以更好服务社会。卫生教育科的学生毕业后由政府安排深入基层开展卫生宣传和管理，移风易俗，可看作我国早期公共卫生的工作者。
② 考虑到题词人身份多元，如蔡元培曾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也做过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仅以题词人1935年的主要社会身份为准。
③《卫生宝训》强调：清晨一碗粥······泻后两三日，以薤白粥加羊肾空心服之，胜服补药。大寒与大热，且莫贪色欲，醉饱莫行房，等等，都是个人保健和生活习惯的内容。
④ 当时国家卫生条件极为落后，北京协和医院在20世纪初的一次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河北农村人口平均寿命不到40岁，年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三十五，婴儿死亡率是惊人的千分之二百，60%的饮用水受到人畜粪便的污染，一个县往往只有在县城有几所开业的医院，将近一半的村庄里，连个土郎中都没有。
⑤ 据《医界春秋》1934年第87期专门介绍，当时各省在中央政府号召下积极推进公共卫生。湖南省公布了公共卫生大纲，要求在湘雅医学院培养专门人才，同时普及种痘及防疫注射，普及助产、医药救济、工厂卫生等，实施特种传染病管理，开展流行病研究，并特意提到在5年之内将全省三千万人全部接种完毕。
参考文献：
[1]江苏省立医政学院毕业生纪念刊［A］.南京医科大学档案馆，1935
[2]郭庆藩.庄子集释（诸子集成本）［M］.北京：中国书店，1987：342
[3]袭沛然.中国医学大成三编［M］.长沙：岳麓书社，1994：784
[4]姚春鹏.黄帝内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0：26
[5]黄子方.中国卫生刍议·弁言［M］.北京：中央防疫处疫务科印行，1927：1-4
[6]兰安生.公医制———一项合乎中国国情的政策［J］.中华医学杂志，1928（2）：65-80
[7]王子玕.公医制度与现代中国医学教育［J］.国立中正医学院院刊，1942（1）：3-10
[8]倜奴述.公共卫生事业之要旨［J］.安亭旅沪同乡报，1910（2）：20
[9]余云岫.传染病［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序文1
[10]华桂岳.社会问题与现代医学之任务［J］.医界春秋,1935（58）：3
[11]胡定安.江苏医政医学教育之回顾与前瞻［J］.建苏月刊，1947：8
[12]王东胜，黄明豪.民国时期健康教育文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7-102
[13]张爱林，夏媛媛.民国《卫生教育周刊》研究［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5）：463-467
[14]民国年间各种疫情几乎年年都会发生［EB/OL］.［2020-09-27］.https：//www.sohu.com/a/421138191_120 180283
[15]胡定安.胡定安医事言论集［M］.［出版地不详］：中国医师改进社，1936：65
